士人政府的由来

昨天提到士人政府，有必要写详细一些。

人类在进步，部落在发展，在中原（现河南一带）名为夏／商的部落的文明发展得最快，或许是因为在黄河边上，耕种容易，衣廪实则知礼节？或许是周围有一些（恰好数量的）蛮、戎的入侵，足以刺激它的发展又不至于灭族？又或许是它的位置与周围其他部落的交通方便，交流（侵略也是交流的一种）取得最多知识？总之，它最先发展了文字、礼仪，建立了一整套管理机制：一个国家诞生了。

别的部落过来取经（不排除有被夏／商打残了的部落），也纷纷成立自己的国家，并尊称夏／商为共主，文字、文化得以传播天下。在部落时期这个部落就已经是周围部落的领头羊，现在有了文字、礼仪，它的地位更尊崇，文化传播业更广远：山东山西、湖北、陕西、河北都包括进来了。

那时候的一个“国”就是一个城，本部落的人就是领导阶层，每一房有自己的分工：专事祭祀的、专事生产的、专以武力保护国家的；有一房（大房）是专门当皇帝的。俘虏、部落败坏子弟是奴隶。城外就是“野”。

这就是当时“中华”的拓扑结构：每个城邦管理着自己的子民，防范别国和蛮、戎的入侵，同时向夏／商称臣进贡，以换取文化的传播和强大的中央之国的保护（以及“不侵略”的承诺），各国之间也有一些联姻的交流。这时候的中国就是个城邦制，或者是邦联制。

这里我把夏和商合并在一起，是因为夏朝的存在还是一个假设。我们在殷墟挖到了商朝的国都，通过对其中龙骨（用于占卜的龟壳）上甲骨文的解读，以后世的记录相对印，我们知道商的确切存在，对它的发展有个大概的了解；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找到商朝之前的文化古迹：所找到的商朝之前的，都是一些部落的痕迹，不足以支撑一个国家的存在。

商朝末期，纣王无道。以血缘或小圈子传承的体制一定会碰到这个问题，接位的可能有好人，但是一定会有坏人；没有监督机制的制衡，接位坏人的只会更坏，更坏，越来越坏，不能再坏。纣王就是这样一个不能更坏的接位者。陕西一个发明了易经的周王国认为自己的文化并不比商差，有心做全中华的共主，就起兵伐纣。中华当时所有诸侯国都被卷入了这场战争，有的助周，有的助商。《封神演义》很详细地记载了这场战争的各路诸侯。这本书我很多年没看了，很想念啊。

大家都知道，周赢了这场战争。镇守在西北的部队总是能从与西北蛮戎的战争中获得更多的战争经验，以及更强壮的血缘和基因。后世的秦、唐都证明了这一点。战争结束，周王朝正式开始，在灵界封神的同时（详见《封神演义》），在人世间也封诸侯国，重新洗牌，把亲属和在战争中做成贡献的将领分封到各个诸侯国，强化周在各地的统治，“封建王朝”正式开始。

周王朝共800余年，包括西周和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每一次分段都是周王室对各诸侯国的统治力量削弱的标志。在最后的战国时期，各国之间互相争斗，已经完全不考虑周王室的存在了。可见封建王朝分封制的失败。

在这期间一定要提的是孔子把王室专有的知识传到民间。前面说到，王室里专门有一房是专管宗庙祭祀的，他们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把握着所有的知识，父传子受，别人不得与闻。皇帝有什么问题都要跟他们商量。而孔子把他学到的知识传授给民间，“有教无类”，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从此所有人都可以努力学得知识、礼仪。更多的可参看《孔子的教育家地位》。士人阶层从此出现。

秦灭诸国，合并天下之后，没有再采用分封制，而是采用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中央政府确切地行使管理全国的职责。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商、周都是把诸侯国里的事情丢给各诸侯管理，而现在每个郡、每个县里的情况都由中央派人管理。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然后书同文，车同轨，秦王政是不愧于“始皇帝”这个称呼的。

汉朝建立后，同样采用郡县制，法规也大多遵循秦制。可是，有一个东西一定要改变：
以前的诸侯国很小，本部落的人（后来就是贵族）作为领导就足够管理，后来任用士人，也是把他们当做家臣来使用，这些士人的忠诚就是为贵族、为王上的忠诚。现在采用中央集权，难度大大提高，况且疆界也比以前大了好几倍。因此大批平民出身的士人被作为职业公务员招进了政府机构，他们不再成为“家臣”的一员，而是为“天下”而工作。在朝廷上，宰相带领百官成为“外朝”，以天下为己任，与外戚、宦官所组成的“内朝”相制衡。

对不起前面说了那么长的历史，就是要介绍清楚这一点：以前的朝廷是贵族（统治部落）的“家事”，宰相（家臣）为了让君上解忧而努力；现在的朝廷终于第一次由平民的精英士人掌管外朝的权利，是"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王莽就在这么一个恰当的位置出现了：他既是外戚，又是苦日子出身（父兄皆死），饱读经书，礼贤下士，也是士人的一员。因此内朝和外朝都把他当做自己人。请继续阅读《理想主义者王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