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照相馆集体枪杀俘虏事件

《广西文革大事记——1968年》如是言简意赅地记载：

（1968年）8月5日上午九点左右，解放军和和"联指"、"工纠"从解放路押送一批"俘虏"出来，走到广州照相馆门前，（离南宁市革委会门口不到一百米处）被怒从胆边生的"联指"成员用冲锋枪扫射枪杀了26人，死者中有南宁市公安局干警黄祖霖、钟敬仁、胡跃明、李国和、谢赤德、黄初庚；南宁市废旧公司唐光琮（女）、廖洪基；南宁市粮食局韦质彬；南宁市树木园五人（3）。

新浪原南宁四中老师署名“广西文革研究专题”微博——

我本人就亲历了那场大屠杀的，并在“解放区”出来“投降”的路上，我和同校（南宁四中）的老教师吴肯，差点被同校的政治教师、联指武斗一个片的“指挥官”，一个叫海滨的人的拉出枪杀。是年我刚30出头，现已过古稀，作为一个大屠杀的幸存者，对于４０多年前那场派性斗争“获胜”一方大开杀戒，滥杀对立派群众和所谓“地富反坏右”的无辜者的风腥血雨的日子，横尸遍地和血流成河的惨景，不但终未遗忘，而且有着一种愈来愈强烈的愿意，要把这段经历诉诸于文，公诸于世。

南宁四中是全市在大屠杀中死人最多的学校之一。

其中二位青年教师被枪杀，他两人与我们一样在解放路躲避武斗，1968年8月5日早上从解放路出来“投降”。俄语老师覃连光，他比我们先走一步，以后就再没有见过他。后来听说，当时他被人抓到邕江边枪杀后，尸体推落了江中，另一位死难者是语文老师霍普罗。当时，我们是一起出来“投降”的，当我们从解放路一步入新华街，在水塔脚下，就被我校“三七”的学生抓住。

我们几人走至民生路广州照相馆前，遇到了海滨。他手中有五四式手枪，胸前还挂着冲锋枪，他先用手枪重重地敲击我的头部，我头上立即血流如注，随后他走开了，当我们行到市政府门口的马路时，有一个武装人员过来剪开串缚我们的绳子，带走了吴肯夫人彭国英（她是广西中医专科学校的老师），我们三人重回被俘人员的队伍，与大家一样跪地等候上“囚车”。这时突然枪声大作，后来听说是联指在广州照相馆对面的废墟上枪杀了20多个被俘的“四二二”人员，枪声过后不久，海滨又出现，他站在被俘人员队伍旁边，高声喊叫我和吴肯、霍普罗三人的名字，要我们出来。同时，队伍中的人群开始骚动，大家都往队伍中间挤迫，以逃避联指人员拉出枪杀，霍普罗因而与我和吴肯老师冲散了，就是这样与我们永别了。

后来听说当时海滨点名时他站起来出列了，就在路边被人枪杀，冲锋枪朝他背部打了四发子弹，胸部的鲜血象涌泉般喷出，洒满一地，倒地后又被手枪补了三枪。当时，我与吴老师虽不知霍老师死得那样惨，但被海滨点了名，也觉得在劫难逃了，便开始吩咐“后事”，我们对挤迫在人群前面的“南宁教工井冈山”成员、秀田小学老师梁绍建说了各人的家庭地址，请她以后设法把我们的消息告诉家人，梁老师顿时泪流满面地边听边点头答应。

海滨也终于发现了我们两人，喝令我们站起来，正要拉我们出队伍之时，在这生死一刻，市政府里冲出五个解放军，把海滨赶走了，我们总算是死里逃生了。

今年初，原来南宁市“教工井岗山”的难友数人聚会，梁绍建老师也在其中。他们打电话给我，互相问好，我与梁老师自19６８年几乎是生死之别后，四十多年没谋面了，我在电话中问她还记得那时的事吗，她说，哪里会忘记呀。

前几年，我们四中当年的同事蔡爱梅老师与先生从温州来广州，我们几个调回广州的四中老师与蔡老师夫妇在海珠区滨江路的中海名都茶楼聚会，我与她也是四十年未见面了，我谈到当时险死于海滨枪口之下一事时，她先生说，他正是五个解放军中的一人。他说，那时他在广西军区政治部，攻打解放路时，他被派驻市政府中，广州照相馆前的集体杀俘事发生后，他马上电话向军区司令韩世福报告，韩世福命令他们立即制止杀俘，当他与几个解放军匆匆走出市政府大门时，刚好看见海滨正要强拉我们的一幕，是他们赶走了海滨。

天下之事无巧不成书，当日不相识的救命恩人竟是同事的先生，而四十多年后又偶然相会。我当即向蔡老师的先生救命之恩深表谢意，谈到当年大屠杀和死难的覃连光、霍普罗两老师，大家都唏嘘不已。蔡爱梅老师，当年是部队家属，当然是“联指”的成员，但她是一位秉性善良的好人，极赋同情心，她为人呀，是有口皆碑的。

海滨在“处遗”中在广西农学院受了处分。后来，这两个四中“文革恶人”鬼使神差的，又住同一间中学的宿舍，两人也先后中风，先是海滨瘫痪在床，接着是黄干事跟上，也瘫痪了，真是一双难兄难弟也。四中的旧同事一说起海黄两人生不如死的惨状，却是无人报以同情而是说“活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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